李旭宇
一、“八司马”中分量最重
柳宗元（773～819）只活了47岁，短暂的一生，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社会痕迹，是中华民族的大文字家，列唐宋八大家之一，深为后人景仰。
文革中，国家财政困难，章士钊100万字的《柳文指要》得以高规格刊行，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惊讶于自己的书都不能印刷，查问之下，出版社只好拿出来毛主席同意公开出版章士钊《柳文指要》的批示。这是后世对柳宗元极高规格的尊崇。
《柳文指要》，我没有读到过，倒是反复阅读《资治通鉴》时，发现有几处涉及到柳宗元的文字；从国家正史上多处看到柳宗元的名字，这让我为柳宗元感到惊讶和骄傲；因为，《资治通鉴》上通篇没有哪里偶尔涉及到李白或杜甫的名字。虽然柳宗元的文化成就或名气在某种程度上或许稍逊于李白、杜甫，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柳宗元当时在唐帝国的政治地位应该是高于李白、杜甫。抑或，柳宗元是唐朝历史上著名政治事件“二王、八司马”中的“八司马”之一，所以，国家正史予以记载。我发现，《资治通鉴》对柳宗元的着墨比较厚重，柳宗元在中国正史上的地位高于“八司马”中的另外七位司马。
二、唐帝国在艰难竭蹶中求生
柳宗元所处的社会背景是我们首先要研究的问题。
安史之乱结束后的第十年，柳宗元出生；柳宗元的曾祖父、祖父都做过县令，父亲柳镇曾任侍御史。柳宗元生于有文化传承的官宦之家。
柳宗元的一生经历了唐朝四个皇帝。唐代宗李豫762～779年在位，唐德宗780～804年在位，唐顺宗805年在位，唐宪宗806～820年在位。
唐代宗在位的第十一年、773年，柳宗元出生。唐德宗贞元九年（793），柳宗元21岁进士及第。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3）10月，柳宗元任监察御史里行。 唐顺宗在位时、805年，柳宗元被提拔为礼部员外郎。唐宪宗即位，805年9月己卯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11月己卯朝廷再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815年3月14日，永州司马柳宗元为柳州刺史。819年11月8日，柳宗元在柳州病逝。
安史之乱是中国唐代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由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背叛唐朝后发动的战争，是叛将同唐朝争夺统治权的内战，为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场内战使得唐朝人口大量丧失，国力锐减。
为了了解柳宗元所处那个时代的社会情况，摘录了一些《资治通鉴》上的原文，并作了一些简单的分析，供诸君参考。
764年，“户部奏：户二百九十馀万，口一千六百九十馀万。”
也就是说，柳宗元出生前的9年，唐帝国控制的户口是290多万户，人口1690多万。
780年，“天下税户三百八万五千七十六，籍兵七十六万八千馀人，税钱一千八十九万八千馀缗，谷二百一十五万七千馀斛。”
—这是柳宗元8岁时唐朝的税户、籍兵、税钱、税谷等情况。
782年，“时两河用兵，月费百馀万缗，府库不支数月。”
—柳宗元10岁时，唐朝对两河藩镇用兵，国家财政非常困难。
785年，“户部奏今岁入贡者凡百五十州。”
—柳宗元13岁那年，唐朝因藩镇割据，全国只有稍过半数的州向中央财政缴款。
792年，“河南、北、江、淮、荆、襄、陈、许等四十馀州大水，溺死者二万馀人。”
—柳宗元20岁这年，唐朝40多个州，即全国有约七分之一的州，发生大水灾，淹死了2万多人。
807年，“天下方镇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县千四百五十三。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户口外，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税户四分减三。天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馀人，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其水旱所伤，非时调发，不在此数。”
—柳宗元35岁这年，即柳宗元任永州司马的第三年，唐朝控制的税户只有144万户，只有唐玄宗天宝年间全国税户数的四分之一。但是，全国兵员83万多人，兵员比唐玄宗天宝年间增加了三分之一。即，807年，唐宪宗元和二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大约只及唐玄宗天宝年间的四分之一，但仅养兵的负担就加重了三分之一。几乎是两户要养一个士兵。并且，旱灾水灾，调发人力的开支又是另外的。可见，此时的唐朝，劳动人民的经济负担非常沉重，国家运转与政权维持处于特别困难时期。
810年，“右金吾大将军伊慎以钱三万缗赂右军中尉第五从直，求河中节度使；从直恐事泄，奏之。十一月庚子，贬慎为右卫将军，坐死者三人。”
—柳宗元38岁，任永州司马的第六年，唐朝发生了大将军行贿买官，想做“河中节度使”的事情。可以想见，当时的吏治已经开始腐败，甚至是腐烂。这让我想起了前些年网上传言的，徐才厚收了人家2000万块钱，提拔人家担任大军区正职。可以想见，第五从直比徐才厚胆子小些。
810年，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李绛“谏上聚财”，上曰：“今两河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数千里，沦于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财力不赡，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宫中用度极俭薄，多藏何用邪！”
—唐宪宗日夜想收复西方失地，统一“两河数十州”之“国家政令”，自家皇宫妻儿老母的“用度”都“极俭薄”。这是柳宗元38岁时，33岁的唐宪宗说的话，可以想见，唐宪宗是有理想有作为的人。
811年，春，上问宰相：“为政宽猛何先？”权德舆对曰：“秦以惨刻而亡，汉以宽大而兴。太宗观明堂图，禁抶人背；是故安、史以来，屡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自亡，由祖宗仁政结于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则宽猛之先后可见矣。”上善其言。
—811年，34岁的唐宪宗思考治理国家的宏观战略问题，赞成权德舆关于宽政得人心、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的观点。所以，后世人千万不要误认为柳宗元未被重用、是由于没有遇到好皇帝。
811年，“五月，前行营粮科使于皋谟、董溪坐赃数千缗，敕贷其死；皋谟流春州，溪流封州，行至潭州，并追遣中使赐死。”
—唐宪宗反贪污反腐败的力度是很大的。柳宗元身为刺史（柳州刺史相当于今柳州市委书记），819年病逝，没有埋葬自己的钱，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柳宗元是廉洁自律的干部，二是唐宪宗元和年间吏治还是有规矩的。
811年，六月丁卯，李吉甫奏：“自秦至隋十有三代，设官之多，无如国家者。天宝以后，中原宿兵，见在可计者八十馀万，其馀为商贾、僧、道，不服田亩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辈也。今内外官以税钱给俸者不下万员，天下千三百馀县，或以一县之地而为州，一乡之民而为县者甚众，请敕有司详定废置，吏员可省者省之，州县可并者并之，入仕之途可减者减之。又，国家旧章，依品制俸，大历中，权臣月俸至九千缗，州无大小，刺史皆千缗。”
—李吉甫宰相的这段话，很重要，全面深刻地反映了唐朝当时的国家政权面貌，后世中国几乎都存在李吉甫所讲的情况。这里，事关柳宗元的一句话尤其关键。“国家旧章……刺史皆千缗”，虽说“刺史皆千缗”是讲的“大历中”，即唐代宗大历（766～779）这14年中，刺史的月工资“皆千缗”……可能到唐宪宗时，刺史的工资下调了一点，但是，我判断，柳宗元815～819年作刺史时的月薪应该也是丰厚的。
819年秋七月乙巳，上问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乱，何也？”崔群对曰：“玄宗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则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任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愿陛下以开元初为法，以天宝末为戒，乃社稷无疆之福！”
—819年7月，去世前的七个月，唐宪宗还在认真思考近百年前唐玄宗朝治国理政的得失。崔群说的观点，“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任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这也是我未读到这句话之前、我个人所建立的思想。柳宗元是在唐宪宗问崔群关于唐玄宗治国得失这个问题的三、四个月后去世的，我们不得不佩服唐宪宗周围聚集了一批如崔群等当时唐帝国第一流的人才，我们也无需埋怨唐宪宗没有重用柳宗元。唐宪宗之不用柳宗元，如明嘉靖之不用杨慎。并且，嘉靖也是死在杨慎之后。
元和十四年（819）二月，“己巳，李师道首函至。自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馀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可见，819年2月，剿灭李师道后，唐王朝已经重新控制住河南、河北三十多个州。819年10月，“以唐州刺史桂仲武为安南都护”，说明当时的唐王朝已将现在的越南纳入中国版土。819年，唐军“大破”吐蕃、党项侵略军。
—可见，柳宗元去世这一年（819），经历安史之乱巨痛后的唐王朝正恢复到了一个政治鼎盛时期，唐宪宗开创了唐王朝的中兴时代。柳宗元在柳州刺史岗位上五年时间，应该是为唐王朝做了许多有益的具体事情，可惜《资治通鉴》未予记载。
韩愈（768～824）《柳子厚墓志铭》中的“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即819年11月8日柳宗元去世。820年2月14日，唐宪宗死于宦官谋杀。
以上，就是柳宗元所处那个时代的大致的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环境。
三、王叔文集团乃众矢之的
柳宗元的政治命运不甚顺利，也无杀身之祸。柳宗元200年之后的欧阳修（1007～1072），在《永州万石亭》诗中怀念柳宗元，说过“超凌骤拔擢，过盛辄伤摧”“投以空旷地，纵横放天才”。欧阳修的这两句诗概括了柳宗元的政治生命。
《资治通鉴》上说：
“初，翰林待诏王伾善书，山阴王叔文善棋，俱出入东宫，娱侍太子。伾，杭州人也。”
“叔文谲诡多计，自言读书知治道，乘间常为太子言民间疾苦。太子尝与诸侍读及叔文等论及宫市事，太子曰：‘寡人方欲极言之。’众皆称赞，独叔文无言。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谓曰：‘向者君独无言，岂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见，敢不以闻。太子职当视膳问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惊，因泣曰：‘非先生，寡人无以知此。’遂大爱幸，与王伾相依附。”
“叔文因为太子言：‘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密结翰林学士韦执谊及当时朝士有名而求速进者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定为死友。而凌准、程异等又因其党以进，日与游处，踪迹诡秘，莫有知其端者。藩镇或阴进资币，与之相结。淳，吴人，尝为左司郎中；温，渭之子，时为左拾遗；景俭，瑀之孙，进士及第；晔，滉之族子；谏，尝为侍御史；宗元、禹锡，时为监察御史。”
以上，《资治通鉴》上的这三段文字，清晰地交待了王伾、王叔文分别以“善书”“善棋”“娱侍太子”李诵，慢慢地成为李诵的心腹，王叔文又交结朝廷才俊，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其中就有803年刚刚30岁即提拔为监察御史的柳宗元。30岁的柳宗元还想得到更大程度的政治认可，于是，在王叔文等人影响下，进入到了太子李诵的政治圈子里。诚如老子所说的：福兮,祸之所伏。
804年，“九月，太子始得风疾，不能言。”太子李诵不得病，唐顺宗李诵若执政10～20年，也许，以后的柳宗元也许会做宰相。这是我个人的猜测。
805年2月25日，唐德宗李适病逝。随即，太子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
《资治通鉴》记载：
“时顺宗失音，不能决事，常居宫中施帘帷，独宦者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大渐，王伾先入，称诏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决事。伾以叔文意入言于忠言，称诏行下，外初无知者。以杜佑摄冢宰。二月癸卯，上始朝百官于紫宸门。”
“辛亥，以吏部郎中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王叔文欲掌国政，首引执谊为相，己用事于中，与相唱和。”
“壬戌，以殿中丞王伾为左散骑常侍，依前翰林待诏，苏州司功王叔文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
“伾寝陋、吴语，上所亵狎；而叔文颇任事自许，微知文义，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无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见李忠言、牛昭容计事。大抵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转相交结。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后宣于中书，韦执谊承而行之。外党则韩泰、柳宗元等主采听外事。谋议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奖，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僩然自得，谓天下无人；荣辱进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素与往还者，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数人。其党或言曰，‘某可为某官’，不过一二日，辄已得之。于是叔文及其党十馀家之门，昼夜车马如市。客候见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饼肆、酒垆下，一人得千钱，乃容之。伾尤门阘茸，专以纳贿为事，作大匮贮金帛，夫妇寝其上。”
以上四段文字介绍了王叔文一帮人掌握国家权力的状态；可见其轻狂及不正规；其中就讲了“外党则韩泰、柳宗元等主采听其事”。我们不排除，写史的人，有把失败了的王叔文等人丑化的嫌疑，但是，我们必须否定王叔文党王伾卖官受贿的客观事实。“外党则韩泰、柳宗元等主采听其事”，这句话分量很重，说明在朝堂内外，柳宗元是王叔文政治集团的骨干成员。
805年3月，“以王伾为翰林学士”“以王叔文为度支、盐铁转运副使。”《资治通鉴》上说，王叔文要把财权也抓在手里，以便控制人心、军心，只是表面上以宰相杜佑为财权一把手而已。《资治通鉴》上还讲了，王叔文插手军队，派亲信韩泰任神策军司马，企图掌握禁军，引起宦官集团的恐慌，受到宦官集团的坚决抵制。
“上疾久不愈，时扶御殿，群臣瞻望而已，莫有亲奏对者，中外危惧；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党欲专大权，恶闻之。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皆先朝任使旧人，疾叔文、忠言等朋党专恣，乃启上召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銮殿，草立太子制。时牛昭容辈以广陵王淳英睿，恶之；絪不复请，书纸为‘立嫡以长’字呈上，上颔之。”
王叔文又对诸位宰相缺乏礼貌，招致宰相们嫉恨。
805年4月，册立太子，中外大喜。“而王叔文独有忧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题诸葛亮祠堂诗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闻者哂之。”
王叔文一派人，锋芒毕露，受到各方政治势力的联合挤压，王叔文甚至引起了唐顺宗的反感。
805年，七月，“其军国政事，权令皇太子纯勾当。”“时内外共疾王叔文党与专恣，上亦恶之；俱文珍屡启上请令太子监国，上固厌倦万机，遂许之。”
805年8月，太子李纯即皇帝位，是为唐宪宗。唐宪宗一即位，立马打击、贬逐王伾、王叔文；唐宪宗是顺应政治形势，亦是发泄心中的不满。不久，王伾病死；次年，赐王叔文死。王叔文心里不爽于李纯当权，是为大忌，即为新皇帝唐宪宗的政敌。这是王叔文自寻死路。
805年上半年，柳宗元的职务是礼部员外郎。这是唐顺宗对时年32岁的柳宗元的破格提拔使用。
唐顺宗的长子唐宪宗对王叔文一党的斗争策略并不都是一棍子打死，而是区别对待。毕竟，王叔文等人也代表唐顺宗李诵做过一些有利于国家的事情嘛。用今天的话讲，“八司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吧。一朝天子一朝臣，或多或少可以解释柳宗元等“八司马”的政治命运；唐宪宗上台，老子唐顺宗那朝的宠臣们也就只有坐冷板凳的分了。
805年，9月，“己卯，贬神策行军司马韩泰为抚州刺史，司封郎中韩晔为池州刺史，礼部员外郎柳宗元为邵州刺史，屯田员外郎刘禹锡为连州刺史。”
805年，11月，“己卯，再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又贬河中少尹陈谏为台州司马，和州刺史凌准为连州司马，岳州刺史程异为郴州司马。”
“初，王叔文之党既贬，有诏，虽遇赦无得量移。”809年，吏部尚书、盐铁转运使李巽请示唐宪宗“郴州司马程异，吏才明辨，请以为杨子留后”，唐宪宗同意提拔程异。这是805年同贬为司马的八个人中的幸运儿。
815年，“王叔文之党坐谪官者，凡十年不量移，执政有怜其才欲渐进之者，悉召至京师；谏官争言其不可，上与武元衡亦恶之，三月乙酉，皆以为远州刺史，官虽进而地益远。永州司马柳宗元为柳州刺史，……”815年6月3日，反对重用柳宗元等八司马的权相武元衡在京城被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所派刺客杀死，“取其颅骨而去”。武元衡有大功于唐王朝，政治成就远高于柳宗元。我个人觉得，武元衡在国家使用柳宗元等受贬人员的问题上，略显狭隘，稍失宰相风度；裴度就比武元衡宽厚一些。
说到底，柳宗元是王叔文一派的重要的政治卒子，王叔文受贬后赐死，柳宗元虽不至于死，受贬逐在所难免。
只有全面深刻地理解了王叔文改革派的政治遭遇，人们才有可能更准确地认识柳宗元这个人。
四、文章流芳千古算是因祸得福
柳宗元那个时代英才如云，唐宪宗亦为英主，白居易、韩愈、武元衡、裴度、崔群、权德舆、李绛、李朔都是唐宪宗信用的杰出人才，柳宗元没有受到唐宪宗的重用，那是柳宗元的命运。柳宗元的才气受到肯定，《资治通鉴》上记载柳宗元文章原文的篇幅有几百字；说“宗元善为文，尝作梓人传……又作种树郭橐驼传……”
柳宗元身后萧条，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其得归葬，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裴行立（774～820），出钱使得柳宗元归葬老家，义留千秋。
关于柳宗元的性格，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的“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籍，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韩愈对柳宗元年轻时性格的评价，客观公正，符合《资治通鉴》中对柳宗元的画像。诚如老子说的：祸兮，福之所倚。韩愈还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了，柳宗元的“文学辞章”“必传于后如今”，即使柳宗元生时如愿为将相于一时，价值亦不如柳宗元死后文章流芳千古。韩愈评价柳宗元身后价值的这句话，也是极其正确的。根据韩愈“必传于后如今”的文意，柳宗元的文章当时就流传于上流社会。
（作者系湖南省中共临湘市委党史研究室干部）